钟兆琳（1901～1990），号琅书，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人。中国著名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

　　钟兆琳是最早讲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最强并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又是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他为中国的电机事业服务60余载，无论是在上海的交大还是在西迁后的西安交大，钟兆琳始终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天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电机学、电机工程和信息工程方面的人才。由于钟兆琳学术、实践双出众，因而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

　　“天才教授”
　　
　　1908年，钟兆琳开始在新市镇仙潭小学读书，他的国语、算术都是学校的头等。这一时期，正是酝酿、爆发辛亥革命的时期，民主、科学思潮广泛传播，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下，钟兆琳从小便对科学有了浓厚的兴趣。

　　1914年，13岁的钟兆琳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中学读书。1918年，钟兆琳由附中升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科。1923年，钟兆琳大学毕业，先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数学教师，然后于192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系留学。康奈尔大学电机系当时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

　　卡拉比托夫在众多的学生中间，发现了这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黄皮肤青年的与众不同：钟兆琳有非凡的数学才能，数学考试几乎总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钟兆琳年级还高的美国学生，考试常不及格，竟请钟兆琳去当他的小老师。钟兆琳的学位论文，也深为卡拉比托夫欣赏。所以，卡拉比托夫经常以钟兆琳的成绩和才能勉励其他学生。

　　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经卡拉比托夫介绍推荐，钟兆琳到了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当了工程师。

　　1927年，钟兆琳的大学老师张廷玺向钟兆琳发出邀请，热切希望他回母校电机科任教。此时钟兆琳在美国正是春风得意，事业上鹏翅正举，生活上待遇优厚之时，但激荡的报国爱国之心，使他毅然放弃美国的一切，决定回国。他把想法告诉了导师卡拉比托夫，导师支持他的决定，并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个天生的教师。”这句话钟兆琳一直视如珍宝。这年9月，钟兆琳回到上海交通大学，由此往后的60余载，他的人生与交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钟兆琳担任电机科教授，主讲机械工程师的《电机工程》课程，同时主持电机系的电机实验及部分课程。上世纪30年代初，钟兆琳接任了电机系的《交流电机》课程。他是第一位讲授当时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极强并最难理解的课程之一《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抗战前，像钟兆琳这样出类拔萃的名教授很少，所以他还兼任浙江大学教授，每周去杭州1次，主讲《交流电机》课程。钟兆琳讲授《交流电机》和《电机实验指导》课程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编著而成。这些教案他都娴熟于心，上课时几乎不用讲稿。

　　钟兆琳讲课概念清晰，重点突出。他对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特别是较难理解的概念，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而详细地讲解。当同学们确实理解后，他才提纲挈领地对书本上的其他内容作简要指导，随后布置大家去自学。有时，他还会对已经讲清楚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再反复讲两三遍，为的是让学生能对重点内容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且他非常重视把高度抽象、枯燥的课程讲得十分具体且形象。

　　钟兆琳留学美国时曾在工厂工作过，深谙制造工艺，回国后又长期担任电机厂工程师和多个制造厂及公司的顾问与董事，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在讲课时，不仅讲理论，而且还介绍一些生产中的经验。比如讲述电机是如何制造、计算的，他配以清晰的板书和图解，学生很快就对电机为何能运转理解得很透彻。所以交大和浙大凡是听过钟兆琳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他讲课不仅理论上很严谨、系统、扎实，而且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际很紧密。

　　钟兆琳坚持的“好实践、恶空谈”，理论联系实际，已成为他独有的教学思想。加上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赢得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学生们说：“钟先生属于天才型教授，讲起课来如天马行空，行云流水，使人目不暇接”，“得益之深，无可言喻”。

　　钟兆琳的学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几十年后还赞扬钟先生和另外一位交大教授陈石英“都非常重视理论根底”，使他后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学习及工作时都用“理”去解决“工”中出现的新问题，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1942年，日本傀儡汪精卫的伪政府“接收”交大，钟兆琳出于民族气节，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宣布退出汪伪的“交大”。为解决生活困难，他到张久香先生家担任家庭教师，另外还在新闻报馆担任中学生理科的辅导工作，又在上海统益纱厂担任技术顾问，辗转挣扎，生活困难，但坚持不替汪伪政权做事，不畏卖国贼的恐吓和利诱。

　　1945年抗战胜利，钟兆琳激动地书写了杜甫的两句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高兴地重回华山路交大校园。这时，因为国民党政府称抗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予以歧视。钟兆琳逆流而动，复归交大后，坚持让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学生一起上课，一视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间的歧见，维持学生之间的团结。

　　解放战争期间，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堡垒，钟兆琳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1947年底到1948年，钟兆琳经其舅父俞寰澄及杨卫玉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俞寰澄先生解放后担任民建中央委员，系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解放前夕，美国有大学曾向钟兆琳寄来聘书，国民党政府也曾想裹胁他到台湾，但钟兆琳皆不为所动，一面积极参加护校迎接解放，一面继续做系主任，多方保护、营救进步学生。

　　不畏艰难，情暖学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迎来了教育的春天，钟兆琳高兴万分。他虽然对共产党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从解放军在上海的严明纪律、清廉作风和对教育的重视上，直觉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党。因而当交大党组织请他继续担任电机系主任时，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

　　钟兆琳坚持每天到系办公室办公，了解全系的情况。由于学校迅速扩大招生，为了了解全系每一位学生的具体情况，他逐一检阅了学生档案，无论在哪个班级上课，都能准确地叫出学生的姓名，并说出该生的家庭情况及父名。甚至时隔多年，他仍能叫出学生的名字，说出毕业的年份。

　　1954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主任的钟兆琳对此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

　　1956年搬迁时，本来周恩来总理已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卧病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并且当时情况也有所变化，国家已决定交大分设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不全部搬迁了，所以他本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的。

　　但钟兆琳表示：“上海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美国的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他踊跃报名，并且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已经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的夫人安顿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

　　钟兆琳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着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为交大的顺利西迁作出了贡献。所以一些了解他的教师这样说：“迁校时，许多上海教师对上海有感情，不愿离开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绝去美国和台湾而坚持留在上海的钟先生积极倡导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安去，并第一批别妻离子离开上海，我们也没的说了。”

　　学校刚迁到西安时，条件十分简陋，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生活条件极为不便，比上海差很多。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的钟兆琳，孤身一人，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那时学校没有实验室，整个西安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电机厂。但作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他的建议下，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备，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使西安交大电机系又成为国内基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电机系。

　　文革期间，学校组织了“七二一电机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生。那时钟兆琳所受的不白之冤尚未平反昭雪，“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罪名尚未摘除，被剥夺的讲课资格尚未恢复，可是他依然念兹在兹，想着要为这些学生传授知识，主动到学生中去，给他们辅导功课，给他们介绍一些好的学习方法。他总是想方设法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进。每当他拄着拐杖走进学生宿舍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学生经常要到工厂参加劳动，钟先生也跟着去。

　　1971年冬，一部分同学到离学校10公里外的坝桥热电厂实习，钟兆琳也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厂里，周六回家拿点东西，周日就赶回班级。

　　一个星期天，下着大雪，同学们估摸着钟兆琳来不了了。大家正说着，却见他身穿破大衣，满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扑进门来。看着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样子，同学们惊呆了，真不敢想像这一段泥泞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同学们都纷纷上去搀扶这位年逾七旬的老“辅导教师”。

　　1973年，钟兆琳因胃出血在上海动手术，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时又发现他还患有癌症，因而留在上海治疗。1978年，钟兆琳得到彻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很关心学校的工作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又一次毅然返回了西安。钟兆琳懂英文、俄文，晚年又学日文和法文。英文尤其纯熟。他讲的是一口浙江官话，说快了或者说急了，一时找不到合适词汇表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英语短句来。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主张选一两门课用英语授课，认为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钟兆琳觉得毕业留校青年教师的英语水平不高，为了提高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听、说能力，他特地开设了一个班，在家中辅导。可以说，钟兆琳把自己的一生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桃李满天下
　　
　　钟兆琳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恐怕很难说出准确数字了。不过，交大电机系每一届学生的三、四年级课程他几乎都教过。

　　年轻时的钟兆琳英俊帅气，大大的眼睛，炯炯的目光，架一副眼镜，在课堂上讲课时，沉稳而又热情洋溢，使听课者无不为其风采而倾倒。他以其“天才教师”的魅力，引领着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奔驰，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培养成祖国电机工程及信息工程领域的骨干和主力。其中，褚应璜、丁舜年、张煦、张钟俊、罗沛霖、吴祖垲、屠善澄、汪耕、朱英浩、唐任远等都成为了共和国的院士。田炳耕成为美国两院院士。王安成为美国王安电脑公司创始人，共和国有两位将军张良起和傅备篪出自他的门下……

　　改革开放后，旅居海外的交大学子纷纷回国，钟兆琳是他们最想寻访探望的老师。有的学生还表示要将礼品亲自送到钟先生的手中。

　　而钟兆琳与钱学森、江泽民的师生情谊，更是广为人知，传为佳话（一位教授门下出两位主席：一位科协主席，一位国家主席）。

　　钱学森多次谈及钟兆琳对自己的教诲。他在传略中这样写道：“在交大，非常感激两位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系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钱学森常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为感念恩师，钟兆琳百年诞辰时，年届九旬的钱学森还亲笔致函母校，表达对钟先生的师生情谊：“我是一个交通大学学生，毕业于1934年，在那年夏天出校。钟兆琳是我的老师，我是钟老师的一个学生！……我要向钟兆琳老师100周年诞辰表示十分敬意！”

　　1945年，江泽民入读交通大学电机系，系主任钟兆琳的学养人格令这位学生肃然起敬。岁月流转，世事变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却依然不忘恩师，尽自己所能多次关照钟先生的生活。钟兆琳住院治疗期间，江泽民多次前去探望。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他还特地致函钟先生：

　　“今天是首届教师节，首先向您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您早日康复，我即将去京开会，回来再看您，尚望善自珍重，专此敬请教安！”

　　实事求是 敢讲真话
　　
　　钟兆琳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老一代知识分子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气质和本色在其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一次，有人在给钟兆琳整理的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钟兆琳在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育他要开发大西北，所以他从小就立下了开发大西北的宏愿。”他看后认真地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有肺病，在江浙一带潮湿的地方，他的病总不好，后来有一次，他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干燥的气候里，我父亲的肺病就减轻不少。所以他曾对我讲：‘我的病适合到西北去，你们将来和我一道去吧！’”

　　1957年9月，交大电机系100余人在恭绰馆聆听系主任钟兆琳宣布毕业工作情况。随后他将工作分配单发给每一位同学。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极为温和地说：“我们系里有4位同学因为有点原因尚不能在今天宣布……”在他平和的口气中表现出了一种人性的同情，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在那轰轰烈烈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氛围中，他依然称当时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学生为“4位同学”。寥寥数语，一直温暖和鼓舞着这些同学的心。

　　1962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钟兆琳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在一次小组会议发言中，他坦诚地提到勤俭建国问题。在议及有些国有企业浪费现象严重、管理不善时，他很有感触地说：“解放前我和民族资本家联系较多，我认为民族资本家精打细算办实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远见卓识现在看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是要在当时的会议上讲出来，是要有点勇气的。

　　十年浩劫，钟兆琳受到了严重迫害和摧残，挨批斗，受折磨，吃尽苦头，甚至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但是他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没有改变。

　　建言献策 心系西北
　　
　　钟兆琳一生视教书育人为天职，可是他没有忘记建设大西北，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匹夫之责”。

　　1963年10月，钟兆琳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机学会理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0月10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兆琳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从北京回到学校后，便带领同学在大西北实习、考察。

　　广袤的大西北，除宁夏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他都一一考察过，不少电机厂都驻留过他的足迹。他动员一批又一批交大毕业生留在大西北工作。在多次电机工作的考察中，他念念不忘大西北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交大电机系有一位同志去新疆开会回来，钟兆琳饶有兴趣地听了他对新疆和沿途情况的详细介绍。后来，已80岁高龄的钟兆琳还不辞辛苦地到新疆和甘肃等地进行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晚年时，他已有了建设大西北的具体设想，比如，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古、原苏联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安经商洛到南阳连接京广线的铁路；修西安到银川的铁路，等等。他认为，铁路建起来了，就会带来物质文明；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进而也会有精神文明了。

　　为此，钟兆琳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名提出在大西北修建铁路的提案，曾多次将实地考察后的建议细节向在铁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作介绍。

　　直到去世前不久，钟兆琳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并对当初未能去宁夏考察深感遗憾。所幸的是，现在发现，钟兆琳当年的那些设想，都已实现或正在实现中。

　　淡泊明志 艰苦朴素
　　
　　钟兆琳不仅为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等教育方面也有建树。1954年他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视察上海郊区的莘庄地区时，发现那里没有一所像样的中学，于是向市人大提案建造中学。市人大接受了其提案，并于1957年建立了莘庄中学。该校现已成为重点中学。2007年，该校成立50周年之际，特意制作了有创建人钟兆琳先生肖像的水晶座，以纪念敬爱的钟先生。

　　钟兆琳无烟酒之好，恶奢侈之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淡泊人生，堪为模范。他家里，只有1台14寸黑白电视机，没有什么新家具。他穿戴简朴，几十年一贯穿的都是藏青色的中山装，戴的是蓝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圆口布鞋，破旧衣服自己缝补，咋看像一位老农。他经常出入教工食堂，买菜提饭，与青年教工同桌吃饭，谈笑自如，安贫乐道。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育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事业为重，当志在四方。”其子女现在也都已年届耄耋，没有一个染烟酒习惯，而且都爱劳动和勤俭节约。

　　钟兆琳最大的爱好是下围棋。他经常找学友兼棋友的金悫教授对弈。当年在抗日时期，他们以棋明志，相互鼓励，克服困难。抗战胜利后，棋艺高超的陈大燮教授来到交大，钟先生和陈教授又由棋友发展成为好友，经常切磋，相互鼓励，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1956年交大西迁时，他俩还多次相商，相约一起到西北。直到晚年，钟兆琳住院期间，围棋仍不离身，一有机会就和人对弈。赢了，便高兴得如孩子一样。

　　1985年，钟兆琳罹患癌症到上海医治。1990年3月22日，钟兆琳在病重之际还不忘为教育后人做点事。其遗言这样写道：“本人自从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技与人才培养以及工业化而努力……我愿将我工资积蓄的主要部分贡献出来，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祝祖国繁荣昌盛。”1990年4月4日，他走完了生命旅程，在华东医院逝世。他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他积蓄的2万元工资赠予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以此设立了“钟兆琳奖学金”。

　　钟兆琳先生高尚的人格、赤诚的爱国心，信守承诺的品质，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崇高的民族气节,光明磊落、淡泊人生、正气凛然的高贵品质，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正直坦率、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与典范。

　　尤其是，钟兆琳几十年如一日，执著于教育事业；一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社会更是弥足珍贵，让人敬佩不已。

　　钟兆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一流教育家，他为中国的电机事业奋斗了一生，为民族电机制造的开创和发展、为国家电机工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钟兆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电机之父”。（德纪宣）